“两桶油”启动沪汽油置换

而行政职权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我国宪法和政府组织法关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所能行使的行政权的表述，都运用行政职权的概念。

最后是国家的财政收支极不透明，纳税人无法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更无从敦促国家将财政收人用于公共利益目的。在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中，他们讨论了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新宪法秩序是如何帮助政府确立了公共信用，从而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繁荣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光荣革命中议会势力的胜利导致了五项重大的制度变迁：第一，陈腐不堪的旧财政制度及其所支撑的任性王权被废除，财政危机也因此得到化解。

到战争快要结束时，由于担心革命胜利、军队遣散后无法领到大陆会议已经承诺的终身退伍津贴而又失去了谈判筹码，一些军官密谋发动兵变。这种控制的一般原则是分权，即区分公帑的保管（custody）或监护（guardianship）权与支出权。这项安排又使邦联政府的负债增加了500万元。我们比欧洲任何国家的人都劳作得更少，而人民吃苦耐劳的习惯不仅对他们的健康和精神活力有益，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福祉。国家银行纸币的发行可以加快货币的流通，便利纳税和收税。

代表性专著，参见Robert A. Becker, Revolution, Reform,and Politics of American Taxation, 1763-1783，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10] 有学者将英国在美洲财税制度的转变归因于托利党上台后的威权体制，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注意到当时英国总体上的财政宪政模式实际上使得在美洲征税变得不可避免。在法治中国建设大背景下，探讨作为依宪治国的一个具体环节之依宪执政的构建途径[16]。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根据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可界分为三个同心圆式影响层面，由里及表地生成辐射作用效应。基于此，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应积极提升自身协商能力并推动政协组织机构建设。该类规范往往就各方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领导关系、合作关系、监督关系和参与关系予以规制。例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二、进一步完善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中明确规定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中规定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二，人民群众参与协助领导者和参政议政者的权力行使。[25]人民群众参与执政党的权力行使既有助于最大限度扩张执政党权力正当性的渊源，也有助于确保执政党权力行使科学民主化的实现。

2.作为软法规范的党内法规、政协文件表征之良性统治 作为软法规范的党内法规、政协文件相关规定符合合乎正义前提下具备差异化的有用性与满足分配的公平之善的要件，能够作为一种规制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实践活动的社会强制力与自愿服从保障之公正制度而表征其法治化的生活方式。其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于政协制度框架内与各民主党派间的互动式民主监督。应在全党范围内确立宪法权威，强调应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依宪依法来治国理政。最终在政治领导者和其他三方共同体成员之间分别形成领导关系、合作关系、监督关系，在主权享有者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的各类权力行使者之间形成参与关系。

不断接近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递增性利益诉求的宗旨性确证，以该诉求为奋斗目标的特定主体往往伴随诉求的不断达成而逐步强化其他主体对该主体的认同与信赖，进而生成对其领导地位的自愿拥护。其中人民团体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组织形式上虽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党委序列，则亦可归入执政党组织领导的基本范畴。提升自身协商能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提升政治方向判断能力。如协商民主的程序机制缺乏、制度权威性不足以及缺乏配套政治文化[4]，协商主体要素欠缺、协商制度不健全、协商质量效果不高、协商民主发展不平衡[5]，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运作的规范依据中虽然也存在少量的硬法规范，但是大量存在的是软法规范[6]。

2.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存续的维护 政治领导者、协助领导者、参政议政者及主权享有者这四方共同体成员当于构建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实现对该共同体存续的自觉维护。当基于长期历史实践中的优秀传统所形成之惯行成为各类主体一致遵奉的行为习惯时，该类传统因素则将成为联结权威的可靠纽带。

例如，《宪法》在序言中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具备较强的政治属性，则《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规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更多地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

其二，政治领导者与参政议政者之间的监督。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在爱国统一战线范畴下向执政党提出批评、建议、有关报告，积极参加各级党委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就执政党遵守政协章程、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该类共同体存续的维护方式更多地基于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作为国家权力行使者与权力享有者之间的权力、权利居间调和者而实现。另一方面，《宪法》序言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与需要固化为执政党纲领的根本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三方共同体成员的领导关系主要显现为《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规定之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具体领导方式与侧重点则因不同共同体成员而各异。具体表现为执政党通过享有的修宪动议权、重要立法议案动议权、组织人事推荐权等权力，积极干预国家治理实践所确立之表率式行为。

任何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和推动,就会弱化自我约束,丧失发展动力,最终走向衰败。其三，对人民群众的领导。

又如，《宪法》第2条规定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作为人民主权原则的根本法表述，为作为权力享有者的人民群众与其他各类权力行使者之间合作关系、监督关系及参与关系的确立提供了渊源性设定，并基于此而衍生出达致人民群众参加共同社会治理生活所需之各类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43]514其中的善即强调要处于主体目的系统内，对主体而言具备差异化的有用性，合乎正义正当原则[44]314，满足分配的公平，给每个人以应得[44]47之要求。

但该类合作较之政治领导者与参政议政者间的协商式合作要更为间接，具有较弱的羁束性和实效性，更多地依托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类政协委员而具体实践。其二，对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的领导。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各政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本质特色。[48]该项人民主权原则的根本法表述可为人民群众参与治理提供稳定可靠的规范依据，并推动该类活动逐渐从一种相对理想化的治理秩序应然状态转进为实然状态乃至一种具体现实的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之社会公共生活。（二）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中的良性统治 预设权威的确立仅仅为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四方成员之自足化相互交往方式的转进提供了一种可能，具体达致与否往往取决于预设权威推进之良性统治的实现。

[20]可基于此来解析作为理想类型之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应具备的特有属性，进而为在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活动中检视共同体理论以证成该理想类型指明方向。[24]人民群众作为主权享有者的监督是《宪法》第2条确立之人民主权原则的应有之义，虽然该类监督最为抽象、拘束力最弱，但有助于保障执政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推动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祉，也是践行执政党之性质与宗旨使命的基本要求，堪称前述诸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形式的重要补充。

其一，就《宪法》所表征的相关硬法规范而言。具体维护方式则因四方共同体成员属性、地位之不同而各异。

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ethos）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基于归属感和政治认同感上所形成的凝聚力往往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而强化共同体成员间的配合协作，并在协作实践中形成对权力行使者的自觉认同，进而生成在该层面的预设权威。

该类共同体存续的维护方式更多地基于最广延爱国统一战线下的人民群众作为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者和个体权利实现的表达者而实现。这些规范不是传统的继承，而是依据目的的或理性价值的脉络，有意识地创立的。《宪法》序言最后部分之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规定，基于宪法的高度适应性和相对稳定性[46]特点，在强调依宪而为的同时也彰显了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47]之法治化要义。例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10条规定：组织和推动委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基于此，执政党应推动全体党员提升其宪法意识、法治意识。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包容体谅，既追求共识又包容不同意见，主要体现的是广泛性与代表性相统一、多样性与一致性相统一的原则。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中的预设权威主要显现于共同体精神与相关规范文件，以强化其四方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意见发展中规定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进而实现该意见规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例如，就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依规治党[12]和依法执政、依宪执政[13]这几对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1.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对共同体成员行为的引领 该共同体可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特邀人士以及最广延爱国统一战线下人民群众的行为提供基于相互交往生活的规范指引。